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”这是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的话,体现了道家顺其自然,无为而治的思想。“上善若水任方圆”是对道家思想的发展,是说人之做事,要有水一般的大智慧。水的智慧是什么?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结合,该方则方,该圆则圆。方圆之间,各得其宜,各尽其妙。




水总是避高而趋下,这就是它的原则性,或者叫做水之“方”。如果水违背了这一原则,可以随处运动,它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,将其力量发挥至极致。那“水滴石穿”的神话;那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浩瀚气势;那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壮观美景,都是靠这种原则性形成的。正如老子所言:“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坚强者莫之能胜。”同时,水又不失灵活性,它不拘束、不呆板、不僵化、不偏执,有时细腻,有时粗犷,有时**,有时奔放。它因时而变,夜结露珠,晨飘雾霭,晴蒸祥瑞,阴披霓裳,夏为雨,冬为雪,化而生气,凝而成冰。它因势而变,舒缓为溪,低吟浅唱;陡峭为瀑,虎啸龙吟;深而为潭,韬光养晦;浩瀚为海,高歌猛进。它因器而变,遇圆则圆,逢方则方,直如刻线,曲可盘龙,故曰“水无常形”。水因机而动,因动而活,因活而进,故有无限生机,无限力量。





人之处世不也如此吗?既能坚持原则,以不变应万变,又能灵活机动,以万变应不变,方能所向披靡,无往而不胜。汉高祖刘邦虽“起身亭长,而终有天下。”靠的就是这种“方”与“圆”的结合。推翻秦王朝后,按照“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”的协定,本该由自己称王,但他深知自己当时的力量远不及项羽,不能与之硬碰,所以在鸿门宴上,能够低声下气地向项羽称臣道歉,使得项羽放弃了对他的进攻,从而赢得了自己韬光养晦、养精蓄锐的机会。而一旦时机成熟,他绝不心慈手软,对项羽穷追猛打,十面埋伏,四面楚歌,终使项羽穷途末路,垓下自刎。





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也把这种方圆之变运用自如。南蛮孟获造反,他绝不姑息,亲率大军征讨。这是原则性,是“方”。但在战略上,他坚持了“心战为上,兵战为下;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”的方针,对孟获“七擒七纵”,终使其心服口服,发誓“永不再反”,这是灵活性,这是“圆”。对这种“七擒七纵”的做法,有许多人不解,诸葛亮解释道:“边远地区,汉兵不宜久留,必使其心服,方是长久之策。”正是这种方圆适宜的战略战术,使得诸葛亮不仅成为伟大的军事家,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。

原则性和灵活性是辩证统一的。原则,是指为人处事所依据的法则和标准;灵活,是灵敏、灵巧,活动、圆活。就工作而言,原则是法律法规、政策制度和纪律规定;灵活是创造创新、变化变通和充实完善。原则性是由工作的本质、方向和目标决定的,失去原则性,就失去了性质、方向和目标;灵活性是由工作的复杂性、不确定性和艰巨性决定的,没有灵活性,就不能应对复杂的、不确定的和艰巨的工作。原则性是灵活性的基础和前提,灵活性是原则性的实现和补充,二者相辅相成。只讲原则性,不讲灵活性,会导致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;只要灵活性,不要原则性,会产生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。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,就是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,也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。




在当代伟人中,邓公小平是将方圆之变演绎到极致的人物。无论是在他个人“三倒三起”的政治生涯中,还是在处理国家政务中,他都做到了使人叹为观止。其中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关于香港问题的处理。在香港的主权问题上,他跟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唇枪舌剑,据理力争,寸土不让。声言“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”“如果不收回香港,中国政府就是晚清政府,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!”而在对香港回归后的管理上,他则灵活地采取了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,为保持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基础。

以上说的都是大人物,下面想跟普通人谈谈。为人处事既要坚守做人的底线,这是“方”,又要懂得机变,这是“圆”。“为人不做亏心事,不怕半夜鬼叫门”,这是“方”,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,通机变者为英豪。”,这是“圆”。“外表要“圆”,内里要“方”;对人要“圆”,对己要“方”。“闭门常思自己过,闲谈莫论他人非。”“忍一时风平浪静,退一步海阔天空。”都是讲的这个道理。